今天学校看了几部斯拉夫电影，感觉很触动，回家听了几期电影人的十三邀，重温完贾樟柯又听了几分钟张艾嘉，听她讲少女小渔拍的是在两种文化中间的女主，找来电影看了一遍。拍得很差，我感觉有点遗憾。电影里的小渔以及对东西文明的冲突体现如此太脸谱和符号化，作为中国导演拍摄在纽约的故事，这样的配置拍出样板戏，也让我很意外。

瑞士没有华人文化，这点让我常常感到有些不快。没有华人文化的后果就是华人的脸谱和符号化，也就是说，瑞士人眼中的中国女人和中国人，基本就是少女小渔那样的。最近常常在想身份认同的事，我觉得移居国外的人还是应当寄居于国际化城市中，这样人才能生活得有尊严。以前常觉得人应当入乡随俗，如若去没有自己民族群体的国家生活，更能体会另一番生活滋味，像演一次别人的剧本。现在意识到，这样的情况是立刻被他者化的。人是社会动物，带着他者的牌子，人的社会交往限于表层，精神层面不健康。另外一层是，当自我民族的群体成长到一种阶段后，民族群体又会出现群体中依据爱好而派生出的小群体，这样在母语群体中就可以根据自己所认同的亚文化来与人交往，而不需要只因为种族的相通而接近了。

没有文化根基的华侨，像在小河里漂浮的孤儿。人类的生活经验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甚至可以说有根本的相似性，也就是我们必死的命运。但是落在生命经验上，文化的不同让长久的交往如同隔靴搔痒。许倬云老师说，人不是孤独的狼。如果一直感到瘙痒，那就处在病态，这样的人体，能运作就已经很好了，想要快意潇洒，做一些事情，是很困难的。

我想到《黑暗的心》中康拉德对非洲女人的描写，像是一头极美的动物。我常在想，自己身处异乡，在大多数人眼中，也大约就是一只动物吧。

文人墨客很喜欢说我们这个时代，这个词虽然有些令人抵触，但不得不说，我们必须面对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有一些特殊性的问题，它放在宏大的历史中，又变成了与其相互融合的问题。但去观看这个时代的优势在于，我们活在这里，我们有一手的物质资料和体感资料，如果不去看它，那多少有些可惜。

但是，时代的问题如果看久了，也总是让人觉得生厌。毕竟，它没有被历史筛选过，鱼龙混杂，总让人有些昏头。但凡经过几代的时间，那些无聊的东西也就被遗忘了。毕竟，历史的无聊和当下的无聊，人们总是会选择后者，因为这种无聊还比较时尚。时尚的东西能让人产生连接，它具有很强的社会价值。我很难想象不去交流低俗乐趣的一个社会，一旦想到地狱有可能这样无聊，我甚至萌生了更多做好事的动力。

想到说这个话题是因为在学校的研究总在看历史，文学的历史，哲学的历史，历史的历史，数学的历史，科学的历史，程序的历史。历史的乐趣让人兴奋，但是总关在历史里面，人就容易愚钝，忘记了自己是一个有缺陷的人，甚至开始幻想自己日趋完美。但从书堆里抬起头来，才能意识到，那头脑里的世界建构得再坚实和优雅，它也不会让人离开这具身体。身体是我们的工具，也是我们的责任。它存在在这样的一个时空，那就理应分配一部分的时间在此时此地。

但好处在于，历史看得多了，人也就可以对自己的生活大大脱手。我们连自己是谁和从哪来的都不知道，这场生命简直就是一场玩笑。既然如此，那么做什么，做好做坏，也都各有命数。人只要跟随自己的良知去生活，到走的时候也就可以说，我已经尽力去做。

我在认识萨布丽娜的时候，还是一个没什么烦恼的人。如同每一个年少时被充分溺爱过的青年，我的脑袋里充满了对社会没有价值的灵感。我的肚皮滚滚，灵魂空空，眼睛大而迷茫，投射着一种没有内容的灵光。当我遇到萨布丽娜的时候，我没有分量的目光落在她的眼睛上，像蝴蝶翅膀的薄纱扫过少女轻薄的真丝衬衣，触发了两种物体十分轻微的震荡。

她的眼睛和我的不一样。我的眼球是黑色，而她的是一种沁人心脾的蓝，我对此十分陌生。我看着她的时候，她的眼里总是掉落出一种邀请的信号，我总觉得她要带领周围所有的人去做些什么，包括所有被她目光扫射过的范围里所有的人。但我不知道这事情到底是什么，这让我对她充满了好奇。

我们在同一所公司工作，那是一个很小的组织。每个人距离每个人都很近，所以我时常收到她冲我的方位会心的一笑，此刻我会打开公司即时通讯软件，一准会收到她发来的低俗梗图。还有很多时候，我收到的是本地最新的地下乐团的新闻。萨布丽娜是西班牙人，中文也十分差劲，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收集到如此多的乐团消息，这在我看来是十足的壮举。有时候她会把网站链接发给我，然后告诉我除了乐团名字她一个字也看不懂。一度我认为她实际上精通中文，只是表演文盲让她感到快乐。我没有深究，因为深究这些很搞笑的事情总是让人看起来有些愚钝。

我们持续地工作，就像永生的人为了消磨时间而在家门口清点泥土的数量。不过平心而论，工作的内容多少也让我们感到愉快，我们负责挖掘本地的青年亚文化并把它们写成英文文章，萨布丽娜负责为文章制作视觉内容。她常常在工作的间隙跑来冲我激动地嚎叫：甜，我爱你的文章！

我知道她就是一个容易去爱的人，所以从未真正放在心上。我问她，西班牙是什么样子的？她说，在哪里，人们睡醒就去海滩。我说，西班牙是天堂吗？她说，甜，海滩很无聊。

我不相信她，就像我不相信她不会讲中文一样。她的蓝色眼睛让我坚信西班牙的海洋全都是眼睛的颜色，包括里面的暗礁和珊瑚。那一定是一个蓝色的世界，沙滩上的人们一定穿着蓝色的比基尼和泳裤。我相信，一切不是蓝色的物体在那里都是非法之物。

有时，我和萨布丽娜会通过工作的聊天框相约出门偷闲。公司旁凡是免费的场所都有过我们曾多次进出的经历。在一些门店，有我们被赶出去的经历。我们曾在一家琴行弹奏噪音长达30分钟，萨布丽娜负责高音区，我负责低音区。这是我们被驱赶的经历之一。

2024年的早春，我去了西班牙。从瑞士去西班牙可以买到十足廉价的航班，如若只带一只登机小包，则只花费15法郎就可以落地巴塞罗那。我在高迪的圣家堂门口呆坐，想起了萨布丽娜。这里的色彩太多了，唯独并没有那么多蓝色。我对西班牙有些意外。我发了圣家堂的照片去Instagram，很快就被萨布丽娜点了赞。她也离开了上海，似乎在日本，又似乎在西班牙。

一个月后，萨布丽娜去世了，我费劲所有的力气也没有打听到为什么。只是有时还会觉得，我并不相信她去世了。如果我曾见过那双蓝色眼睛的晃动，那我便相信它们还在看着些什么。我还没有看过西班牙海滩的蓝色泳裤，我也还没有问过她到底在日本还在西班牙。我只记得她说，离开上海，她要回西班牙上学。在我的心里，她藏在一片蓝色的森林中，那里有一所学校，入学的标准是拥有蓝色眼睛的天才青年。学期的末尾，她们统统会长出蓝色的翅膀，就像少女衬衫的薄纱一样。

上次在街上看到大熊仅仅是三天之前。在每个人中学记忆中存活过的一人尺寸大熊，在襄阳公园附近，被一台垃圾小车载走。甚至不是威风的垃圾车，只是敞篷带斗，仅容驾驶员一人的小三轮。大熊被塞在垃圾车下面的一根横栏上，与真正的垃圾隔层相望。在襄阳公园边的新乐路上，停着一辆更加大型的工业化垃圾车，看起来是小三轮的上司。小三轮驾驶员从车上卸下零碎垃圾，运往上级处汇合；又稳健地走回来，抱住大熊，和它们扔在了一起。至此，大熊才明白，这种带有栏杆的分级并不是真正的区分，他们总归会在终极垃圾处理站相遇，而当大熊还没有时间进一步联想，我看到大型垃圾车内部的装置旋转起来，齿轮的转动带起了手一样的机械，它们把一切撕成均匀的、带有各种成分的小块东西。

所以我十分确定大熊已经不在了。今天，我却又见到了大熊。在巨鹿路的垃圾站，我一眼就看到了它，庞大无依，侧身躺在垃圾站外延带有污水的地面上，好像被人一拳打倒在雨中。我不确定它们的细节是否完全如一，我只是确定前几日的那只似乎更小一些。转念一想，当时距离五十米，今天距离五米，也许这区别只是源于透视规则。大熊的旁边分散着小纸箱，这是居民为方便有需之人捡去重复利用所为。大熊应该也曾被装在大箱子运输，此刻他终于比所有箱子都大了。

我走在上海的街道，闻着自己异乡的味道，九年之后，还是清晰如旧。接上贴满了历史建筑的招牌，仔细一看甚至无本国所建之物，这让我的精神更加涣散。我的头脑很清晰，我的行动很缓慢，我的笑容很温和，就像我的敏捷的思维一样空无一物。对于这样的体感，我甚为熟悉，至此生活廿余年，希望犹在，因为没有希望不属于黑格尔历史观，我们的教科书现已摒去不提。

研究音乐的规律，研究文学的技术，研究思想的脉络，然而我望向身外，仅有随处可见的大熊。我看到他，他却怎样都无法看到我的眼睛，除非被放置在一个特定的角度，使用专业测绘仪器，尚可以实现一次历史性的人熊对望。有趣！人们说，做完这件事，我会变成一个有趣的人。

我试着在街上行走的同时静下心来去听，如果幸逢小径，却正赶上行人嘈杂，我会听到每个人的声音从小变大又变小，衔接至下一份同款频率的声波。如果我要求自己的耳朵更做一分努力，那么这些话甚至可以组成毫无意义的句子。有时，一些声音会随着我奔波，她们在我的身后聊起同事之斗，我拼凑出了多幅大抵相同的公司画像。这些被塞入我身体的声音，并未经过沟通就强行闯进，不知是否也有幕后推手。希望如此，不然这着实有些冒犯之嫌。

剪发、吃面、听音乐、听铃声、使用电子商品，不论做什么，总有东西嗡嗡地穿过我的头骨，给予我一些信号，难以破译，引人遐想。问题是，不思考这些，还能思考什么？每日的精力都甚觉过剩，当做的事已无兴致再做，值得做的事却无途径可做，长出此种面貌，真是令人发痒。

我用力地消耗自己节约下来的精力，用以一切不被允许的事情，但精力实在太多，我难以消耗一空。我对大熊大概并无兴趣，只是它可以用掉一些我的精力。它是威严之物，像是对我的警告，故而虽被绞碎，却仍然坚持出现在我所租住的街道。它身上沾满了污秽之物，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被沾满，像对我的讽喻，也像使用自贬而操纵对方的精明之人。我把垃圾脱手，让它们以旋转的方式进入最安全的内部垃圾箱，大熊看着我的脚踝，摸摸手边的箱子，它什么也没有做，就像那些最厉害的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