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常常吐槽瑞士，但是这里有很多制度和文化让我叹为观止，甚至到现在为止，还是常常感到一些惊讶时刻，让我对很多事情产生深久的思考。

体会最深的自然是教育。这里的本科录取对所有的高中毕业生开放，只要通过高中毕业的测试，就可以自由地选择学校和职业。公立大学几乎没有学费，但教授的资历和学校的设备及馆藏的书籍水平极高，是政府的资金支持。本科生和部分硕士生是双专业学制，此外有固定的学分配给每个学生自由地选择课外的专业，这样的结果就是很多学生在一到两个学期之后会在选修课或第二专业的课堂中找到自己更感兴趣的专业。大学转专业非常灵活，甚至学校鼓励学生在探索之后不断调整专业，以确定自己真正的兴趣。热爱是专业对学生的最大要求，而并非擅长，虽然后者也很重要，但并非首位。学生自然需要通过课程才可以毕业，但专业吸纳学生的动力来自自主性，也就是agency。反观自己的成长经历，不论是自己还是周围的同龄人，都是去做自己最擅长的事，而这擅长，常是小时候老师或者其他成年人的一句话而已。“这孩子是个苗子！”就定位了ta在某个领域的一生。

这样的教育哲学是一种对人的尊重，也就是最大限度地让每个人发挥自己想发挥的天赋，而不是做得最好的天赋。这样的体制可能在“竞争”中并不是最好的策略，但这取决于对世界本质的解读。如若认为这个世界是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那么社会的组织基础就是最大限度地防御敌人和发展器具，这样自然会产生以能力为基础的社会分工，也就是以每个人最强的部分来决定ta的事业。但如若对社会的本质理解是通过共同努力发展出和平共处的方式，一同创造人类的文明，让每个生于社会的幸运之人有空间发挥自己的才能，做自己想成为的人，而非更好用的人，那这样的社会是会鼓励“ta想要”，而非“ta会做”。

本系的本科生如果能完成一篇初级论文，就可以选择修硕士的课程来满足本科的学分，因此，我有很多本科生朋友，有的好友和我的年龄差有近十岁，但令我意外的是，ta们常让我有同龄人的感觉。这种成熟自然不是混迹过社会的油滑，而是对待生命有成熟的判断力，知道何为好和善，接受人的复杂，但努力向善。同时，她们有很强的独立生活能力，知道如何控制收支，了解营养，热爱运动。在童年的教育中，学校会教授很多认识世界的课程，从基本的能力如做饭、制作器具和艺术品，到了解城市生活中的一切从何而来。我认识一位比我年长的朋友，他的职业是本地制盐公司的导游，常会带学生或成年人小群体参观工厂。当时我对他的职业很惊讶，我说你们为什么要去看盐的制作过程？现在我意识到，为什么那时的我，会认为人可以不知道盐是怎么做的？

起初，我发现瑞士有很多女生喜欢手工编织，我有些不以为然。在我的心中，一个独立的女性形象一定不是一个喜欢织围巾的人，甚至，我在国内时刻意不愿意学做饭也是这样的原因：我有一个对独立女性的刻板印象。后来，我读了一些数据，意识到性别更平等的国家中，女性反而可以自由地选择那些有“女性化”标签的爱好和职业。自而反思自己，为何会认为可以满足温饱的物品不值得投入自己的时间？

本地对于“物”的态度，也让我有很多体会。起初，我很不适应瑞士人对物品的珍惜和维护，那时，我对工具的态度很轻蔑，这也是我自己对某些概念的刻板印象之一：我曾认为，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应当反抗器具的暴政。那时，我很不习惯在这里总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维护自己拥有的一切物品，清洗、维修、整理、分类，小心翼翼。但在我后来的反思中，我想到自己对于物质文明实在太想当然了，工业化生产让我忘记了材料和制作的来之不易。另外，人的工具就是人的延伸，好的工具可以让人忘我地创造，我想，花时间去维护好的工具，是我对它们基本的尊重。

瑞士人很喜欢用纸，好友常在路过我家楼下的时候，在我的信箱中投入一张手写的卡片，日积月累，我已经有了一小叠她送来的卡片和信件。由于家庭的变故，我曾丢失了大学前所有的物品。也许是因为这样的经历，我曾故作潇洒地认为，对物的留恋是应当学会舍弃的，这样才能做一个精神上更自主和强健的人。但这样的想法自然是有问题，因为物是可以打开回忆的中介，当我的头脑将部分回忆忘记之后，只有看到物品才能想到曾经发生过的事件，而这是对人的经验的保护，是对人的精神世界的保护。

对于垃圾，在这里要分成近10类。起初，我很烦恼。但后来意识到，这件事其实十分简单，因为标准的细致和准确，每个人都可以迅速地找到每一个包装的处理方法，而在熟练之后，会意识到大部分垃圾都只需要分成3-4个大类，对于日常生活来说，除却一开始学习的时间，此后每天只需要用很短的时间，就可以维持这样分类的生活秩序，但对环境的保护意义又有极大的好处，是造福后世一种行为习惯。我想，这是因为制度的制订者花了很多的心思来简化和精细化流程，才减轻了市民的工作量，让大家都有动力坚持去做。毕竟，每个人都想做一些好事，如果这件事被设计得简单又优雅，大家就更愿意去做。

这里的制度很在意个体对自己行为的责任，这是我刚到学校的那一天就意识到的一件事。那天我去学校领取入学材料，需要填写地址和联络方式等信息。在把材料递给工作人员后，他强调了一句文件上的话：如若你改变了地址或个人信息，那将这些变更告知学校是你的责任（It is your responsibility to do it)。这句话在后来的生活中常常出现，我留意到它，因为它的语法很特别，It is your responsibility，这句话的重心在于责任，这种哲学与大学的教学原则是一体两面，都强调个人的主体性，让每个人能意识到，这场生命归根结底是自己的责任。

我常很意外，也常感到很愉快，能在一个和自己生长环境迥异的国家里，去学习和反思，并意识到自己的局限。

女人，女生女性，我们的身体的第一性质是装饰性的。我有一个很排斥的事情，就是拍照，这事源自小时候每次拍照的时候，我妈都要求我要用她的要求去微笑。我不知道为什么笑需要去安排，所以我的拒绝方式就是不去拍照，这样就避免了在一个小项目上的装饰功能，但在别的领域，我还是持续被期待着做这样的功能。

剪短发之后就方便很多。现在在国外，不方便理发，干脆买了一个推子，把头发剃掉，好打理。这事一开始只是因为一个实用性的原因，但是发现办事更方便了，这具身体终于可以成为我的工具，回归了它最重要的功能。身体按理说就是去办事的：拇指让我们可以移动物体，双腿让我们可以移动自己，五感让我们观察环境，再加上人类发明的各种工具，这具身体叠加了很多的buff，又可以办更多的事。我们可能会在电脑上贴一些可爱的贴纸，但谁也不会想买个笔记本出门拿着当装饰品。但女人的身体是被期待起到这种作用的，其中原因，仔细推敲，其实站不住脚。

我觉得现在流行的“拒绝服美役”就是这个原理。这个词听着挺激进，让人都有点害怕，好像这些人太极端。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女人想办事，但是发现不好办，于是就想用一些比较简单的、自己就能实现的方法让身体回归工具的属性。这个口号听着有点吓人，但内核还是很温和的。

海德格尔对工具有一个看法，就是说当工具好用的时候，你意识不到它的存在，你和工具是一体的。只有当工具出故障的时候，你才会注意到它。女人的身体很多时候就是这种故障的工具，因为它没有完成流畅的办事功能，所以你对它总是有意识的。但这种有意识又不是像对一个纯粹的工具一样，去看看它哪里出了问题，去修理一下，而是发现原来别人都希望我这个工具承担一个美观功能，那我是不是让它更美观一点，就能实现更好的社交，修复它的问题？这就让女人更加注意自己的身体，那身体就更无法成为得心应手的工具，这样恶性循环，没有终点。

身体的美观性是在工具性的基础上的，它好用的前提是健康，健康就美观，美观就便于社交，这是一体的事情。完全抛弃装饰性，那生活也少了很多情趣。

做男人比较容易没有性别感，做女人却不容易，这和社会的期待有很大关系。当意识到身体的工具性的时候，我们才能更好地生活，更好地办事，更好地去爱这个世界。

我意识到我的写作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我没有太多的生活。我脑袋中所有的故事的原型都起源于七岁之前在姥姥家的经验：那个工人社区居住了上百栋楼的人，他们的一生都发生在社区中，各种怪事和怪人每天在我的眼前闪过，他们不仅怪，而且怪得很有规律。他们的疯癫也保持着一种集体生活的方式。姥姥姥爷都生于那个教育缺失的年代，他们的生活经验全部来自于手把手的学习：姥姥到现在还能跟我讲述她在棉纺厂如何使用一种简单的机器座椅来帮助她完成接线的工作，也就是将线段通过缠绕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然后再将整理成长条的棉线整理好，交往下一个车间继续加工。

姥姥这一代人，她们的道德观完全来自于恻隐之心。在这样大型的社区中度过一生，人没有机会接触陌生人，即使他们生活在大都市里。我常常惊讶于当我在给姥姥讲述自己在大学和在留学中学到的人文观念时，姥姥的理解力是超常的，我想这就是因为她的道德系统完全源自设身处地为他人思考的经验。实际上，我现在受到的教育很少有超出本能的，就像一位数学家埃米尔·勒莫因说的，“就是要证明那些显而易见的东西”。高等教育常常是教育我们如何用前人总结出来的系统方法来证明简单的道理，这样人可以清晰地审视自我，也知道自己的意识和本能的逻辑。但姥姥不是这样的，她没有证明和证伪的这一个过程，她用最朴素的思维也能想明白这些事，并且最重要的是能做到这些事，我想象牙塔也不能对此作出保证吧。

我爸妈这一代，就不再有这种经验。被接到父母家里之后，我就进入了一种空中楼阁的生活。他们都是对知识有向往的人，对现实的生活却没什么太大的兴趣，这也影响到他们对我的教育，就是一种士大夫式的，书生式的培养。父母的社区也是行业聚居，但已经脱离了制造业和农业，而是商业以及能源产业。这样的社区似乎更没有了太多的野趣，我们这些下一代的子女，大多数都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父母都不太会做饭，甚至我们家里也不在意食物，他们对食物的看法是最好用简单的方式尽可能满足一家人的营养所需，但对于研究美食，他们二位可以说都兴趣不高。从那时起，我的生活似乎就逐渐走上了重精神轻生活的轨道。

我一直喜欢读书，但是读小说对我最大的困惑是，我不知道那些故事怎么可能真的在人世间发生，因为我没有见过。我甚至连美食的乐趣都不太懂，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专门写书来研究味道的乐趣。我一直觉得自己是飘着的，书中和电影中那些看起来轻而易举的生活常态，我怎么会从未接触过？这也许影响了很多我曾经的艺术审美，就是我会被猎奇的东西所吸引，因为与生活过于相似的作品并不能勾起我对相似生活经验的温情，反而让我觉得奇怪。所以我会逐渐认为艺术是脱离生活的一套魔术，好不好看，取决于艺术家是否用了最新鲜的技法。但这当然不对，可是这样的艺术趣味在那时的我看来，是一种很天然的选择。

我想，如果不是修文学，这样的生活经验也不会对我带来太大的困扰。我辅修的专业是数字人文系，其实是学习数字工具，学习数学、逻辑，写代码。在研究这些的时候，生活上的贫乏不会影响我的判断，反而减少生活的介入，会提高抽象思维的能力，更加专心地进入二进制的世界当中。但我又对文学有天然的热情，我向往自己没有经历过的那种生命，那样的热烈和精彩，但同时，我连味道都分不清楚，又永远觉得自己距离文学的世界是如此的遥远。

我能理解的部分，常常是更加哲学的那一部分。所以读书的时候，我很喜欢看上帝视角对人物的评判，对于那些通过情节和对话来表现的内容，我反而读得吃力。当然，如果写到做饭，我常常不得不直接略过，因为我真的看不懂。很多作家都喜欢写做饭，吃饭，毕竟，这是人类基本的需求之一，它不出现在文学当中才要奇怪，但我对它陌生到甚至如果是读英文的故事，我需要查大量的词汇，因为这些词汇所做的事我从来没有做过，所以根本就不在我的认识范围之内。

但仔细想想，这样的生活自然还是有问题的。如果，我连一个人的原始状态都没经历过，我怎么去了解人，怎么去学习人文学科？哲学难道能建立在半空中吗？这是不可能的。我常常会觉得做体力工作的人很有魅力，因为他们的生命是很结实的，它有生命经验的基础，在这里发展出的任何的思想，都站在一个是在的东西上面，这样的思想比我的是要深刻得多的。他们没有我这么多的花言巧语，但是他们的想法都是实在的，有底气的。

如果想要真正地学习人文，或者说，如果想要做一个写作者，那我必须要进入到生活中去。如果一直像现在这样下去，也许我会成为一个学者，写一些用数学原理推理出的东西，被尘封在没有人走入的图书馆中，对人类文明做出0的贡献。

攻读某一个专业，归根结底是一个学习词汇的过程。思维从语言而展开，有了语言，便有了思维该事物的能力。而通过了解词源，又可以读懂对该事物如此命名的原因，接下来就可以理解到首次命名人对这件事物本质的思考。用英文学习数学比用中文学习有趣得多，就是因为学校的数学教育系统是从西方传来，命名也有很多是从西方语言翻译，在中文语境中，这门学科也就少了一些追词溯源的乐趣。

中文应该也有这样的乐趣，但我毕竟不是中文系的学生，对训诂的了解也不多。又或者是我对于自己所处的文化原本就没有太多意外，因此也少了很多带来探索动力的由头。反而是在外文中常常感到自己像一个刚出生的孩子，对世界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心。

读小说和诗歌，最大的乐趣也是在语言上。如若读书只为了道理，那么文学创作也就不需要存在了。阅读文学是一个解谜的过程，每一个字在这个语境的出现都有无数想象空间，而每个字不仅有其在词源上的解释，也有它在历史演变中所吸收的微妙含义，又有其在当下文本语境中所产生的独特味道。写作有点像做饭，将可以搜集的材料用无限种方式组合在一起，没有任何两道菜是完全相同的。我的饭做得不行，但很爱吃饭。就像文章写得一般，但很爱读书。也许，某一天我可以写出好的故事，但做出美味的食物的可能性相当微弱。（难道要学写故事，要先从学做饭开始吗？）

索绪尔以来，学界对语言的看法出现了转变，很多人认为所指不再代表真实世界当中的某物，而是代表另一个所指，从此，人们对语言揭示真理的能力也产生了很大怀疑。个人来说，我依然对语言的能力有很强信心，对其出现之初所承载的智慧和幽默也有很强信心。在语言的演变过程中，很多这样的信息已经被忘记，这不是语言的错误，也不是使用语言者的错误，只是如果不再去想语言如此使用的原因，读书就少了一些乐趣。

回家前，我常喜欢跑去火车站的超市走一圈。小城没有什么夜生活，大部分的地方一到日落，就再没有人的气味，一群中世纪建筑栖息在一起，生命的味道随着余晖逐渐消散。火车站是唯一的例外。骑自行车逐渐迫近那里的过程中，生命就逐渐地扩张起来了，像是一种生育的景象。

城市里和我一样的夜行者都聚集在那里，一来有人火车通勤，二来火车站也是市内公共交通的中心，三来，火车站里面有唯一在日落之后还营业的超市。教堂的钟声将虔诚的人送回了家，他们乘着日光，在热闹的超市里买齐家居百货，而夜幕低垂时，所有顽皮的上帝子民都聚集在了火车站的超市中，好像最终的审判在每天都重复一次。

进入超市要从车站穿过，因为它在铁轨的另一边。夜晚车站的怪人和超市的略有不同，他们怪得更潇洒，更坦荡一些。每个星期的某几天，第十五站台边的长椅会坐着一位穿着恨天高的女人，她的头发剃得精光，手里拿着深色提包，穿一件轻量羽绒服。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我觉得她的打扮有点诙谐，忍不住要多看几眼。第二天，她还在，第三天，还在。第四天，她不见了。第二个星期，她又在那条长椅，一样的高跟鞋，提包和羽绒服。我常常会有点害怕，这世界会不会是神仙导演的一场戏，由于演员不够，所以常常要重复使用。每次见到她的时候我都在想，也许不仅演员时有或缺，连道具和妆发也都是条件有限。

火车站的固定人物还有几位，在门口杂耍的男人是另一个经典。他每天都会在火车站门口丢一个饼状物，那饼从他一只手中飞出，掉落在他手臂半径的任何一处，而另一只手永远可以精准无误地接纳掉落的饼，如此循环往复。那只饼一定是小城每一个人都见过的一块饼。杂耍男人的脚下有一只用于承接捐款的碗，一碗一饼，就是他所有的劳动工具。他虽是一位自由职业者，但我从没见他缺席过哪一天。只有一次，我的好朋友鹤立从英国来看我，我兴致勃勃地想跟她介绍杂耍男人，就像景点一样。但那天他却没有在那里。我不知是否这是我的一厢情愿，但他好像并不愿意我将他介绍给游客一样。似乎他在用行为告诉我，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民公仆，为小城的居民提供自己能给予的娱乐服务，没什么好介绍的，“就请让我在历史中被忘记吧！”

车站外部，有很多供人休息的长椅，日积月累，那里已经不再是游客的地盘。爱喝酒的人们聚在那里，好像每时每刻都在眩晕的状态。我常见到一对情侣常坐在其中的某个长椅上，男人拉着手风琴，声音悠扬，悦耳，总让傍晚回家的我感到一阵怅然。有一次，我低头看他的脚下，那里没有碗，他没有在卖艺，也没有在行乞。他只是坐在那里，喝酒，拉琴，和女友共通度过落日余晖洒在地面的傍晚。

我听说，如果一个人是瑞士的公民，那么即使不去工作，政府的救济金也可以让人过上很舒服的生活，只要保证定时向政府证明自己在努力寻求就业，就可以得到这样的待遇。我常在想，在火车站扔饼的男人，他愿意这样做吗？只需定期告诉公职人员，我在努力让自己成为工具！就可以拿到让人不需要扔饼的工作，他有去做吗？或者说，为什么我会认为扔饼不是一种职业呢？我的视野到底有多小呢？

也许，我也是火车站的一景吧。一个亚洲的女生，每天推着自行车走过车站，常常莫名地唱起歌来，她来这里做什么呢？为什么她不回到自己的国家呢？她心里在想什么？她是不是从没读过尼采和亚里士多德？

为什么呢？我也不清楚，但是天色渐晚，落日西垂。又到了去火车站超市的时间，今晚，我可以买到恰巧打折的火腿肉吗？

今天学校看了几部斯拉夫电影，感觉很触动，回家听了几期电影人的十三邀，重温完贾樟柯又听了几分钟张艾嘉，听她讲少女小渔拍的是在两种文化中间的女主，找来电影看了一遍。拍得很差，我感觉有点遗憾。电影里的小渔以及对东西文明的冲突体现如此太脸谱和符号化，作为中国导演拍摄在纽约的故事，这样的配置拍出样板戏，也让我很意外。

瑞士没有华人文化，这点让我常常感到有些不快。没有华人文化的后果就是华人的脸谱和符号化，也就是说，瑞士人眼中的中国女人和中国人，基本就是少女小渔那样的。最近常常在想身份认同的事，我觉得移居国外的人还是应当寄居于国际化城市中，这样人才能生活得有尊严。以前常觉得人应当入乡随俗，如若去没有自己民族群体的国家生活，更能体会另一番生活滋味，像演一次别人的剧本。现在意识到，这样的情况是立刻被他者化的。人是社会动物，带着他者的牌子，人的社会交往限于表层，精神层面不健康。另外一层是，当自我民族的群体成长到一种阶段后，民族群体又会出现群体中依据爱好而派生出的小群体，这样在母语群体中就可以根据自己所认同的亚文化来与人交往，而不需要只因为种族的相通而接近了。

没有文化根基的华侨，像在小河里漂浮的孤儿。人类的生活经验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甚至可以说有根本的相似性，也就是我们必死的命运。但是落在生命经验上，文化的不同让长久的交往如同隔靴搔痒。许倬云老师说，人不是孤独的狼。如果一直感到瘙痒，那就处在病态，这样的人体，能运作就已经很好了，想要快意潇洒，做一些事情，是很困难的。

我想到《黑暗的心》中康拉德对非洲女人的描写，像是一头极美的动物。我常在想，自己身处异乡，在大多数人眼中，也大约就是一只动物吧。

文人墨客很喜欢说我们这个时代，这个词虽然有些令人抵触，但不得不说，我们必须面对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有一些特殊性的问题，它放在宏大的历史中，又变成了与其相互融合的问题。但去观看这个时代的优势在于，我们活在这里，我们有一手的物质资料和体感资料，如果不去看它，那多少有些可惜。

但是，时代的问题如果看久了，也总是让人觉得生厌。毕竟，它没有被历史筛选过，鱼龙混杂，总让人有些昏头。但凡经过几代的时间，那些无聊的东西也就被遗忘了。毕竟，历史的无聊和当下的无聊，人们总是会选择后者，因为这种无聊还比较时尚。时尚的东西能让人产生连接，它具有很强的社会价值。我很难想象不去交流低俗乐趣的一个社会，一旦想到地狱有可能这样无聊，我甚至萌生了更多做好事的动力。

想到说这个话题是因为在学校的研究总在看历史，文学的历史，哲学的历史，历史的历史，数学的历史，科学的历史，程序的历史。历史的乐趣让人兴奋，但是总关在历史里面，人就容易愚钝，忘记了自己是一个有缺陷的人，甚至开始幻想自己日趋完美。但从书堆里抬起头来，才能意识到，那头脑里的世界建构得再坚实和优雅，它也不会让人离开这具身体。身体是我们的工具，也是我们的责任。它存在在这样的一个时空，那就理应分配一部分的时间在此时此地。

但好处在于，历史看得多了，人也就可以对自己的生活大大脱手。我们连自己是谁和从哪来的都不知道，这场生命简直就是一场玩笑。既然如此，那么做什么，做好做坏，也都各有命数。人只要跟随自己的良知去生活，到走的时候也就可以说，我已经尽力去做。

我在认识萨布丽娜的时候，还是一个没什么烦恼的人。如同每一个年少时被充分溺爱过的青年，我的脑袋里充满了对社会没有价值的灵感。我的肚皮滚滚，灵魂空空，眼睛大而迷茫，投射着一种没有内容的灵光。当我遇到萨布丽娜的时候，我没有分量的目光落在她的眼睛上，像蝴蝶翅膀的薄纱扫过少女轻薄的真丝衬衣，触发了两种物体十分轻微的震荡。

她的眼睛和我的不一样。我的眼球是黑色，而她的是一种沁人心脾的蓝，我对此十分陌生。我看着她的时候，她的眼里总是掉落出一种邀请的信号，我总觉得她要带领周围所有的人去做些什么，包括所有被她目光扫射过的范围里所有的人。但我不知道这事情到底是什么，这让我对她充满了好奇。

我们在同一所公司工作，那是一个很小的组织。每个人距离每个人都很近，所以我时常收到她冲我的方位会心的一笑，此刻我会打开公司即时通讯软件，一准会收到她发来的低俗梗图。还有很多时候，我收到的是本地最新的地下乐团的新闻。萨布丽娜是西班牙人，中文也十分差劲，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收集到如此多的乐团消息，这在我看来是十足的壮举。有时候她会把网站链接发给我，然后告诉我除了乐团名字她一个字也看不懂。一度我认为她实际上精通中文，只是表演文盲让她感到快乐。我没有深究，因为深究这些很搞笑的事情总是让人看起来有些愚钝。

我们持续地工作，就像永生的人为了消磨时间而在家门口清点泥土的数量。不过平心而论，工作的内容多少也让我们感到愉快，我们负责挖掘本地的青年亚文化并把它们写成英文文章，萨布丽娜负责为文章制作视觉内容。她常常在工作的间隙跑来冲我激动地嚎叫：甜，我爱你的文章！

我知道她就是一个容易去爱的人，所以从未真正放在心上。我问她，西班牙是什么样子的？她说，在哪里，人们睡醒就去海滩。我说，西班牙是天堂吗？她说，甜，海滩很无聊。

我不相信她，就像我不相信她不会讲中文一样。她的蓝色眼睛让我坚信西班牙的海洋全都是眼睛的颜色，包括里面的暗礁和珊瑚。那一定是一个蓝色的世界，沙滩上的人们一定穿着蓝色的比基尼和泳裤。我相信，一切不是蓝色的物体在那里都是非法之物。

有时，我和萨布丽娜会通过工作的聊天框相约出门偷闲。公司旁凡是免费的场所都有过我们曾多次进出的经历。在一些门店，有我们被赶出去的经历。我们曾在一家琴行弹奏噪音长达30分钟，萨布丽娜负责高音区，我负责低音区。这是我们被驱赶的经历之一。

2024年的早春，我去了西班牙。从瑞士去西班牙可以买到十足廉价的航班，如若只带一只登机小包，则只花费15法郎就可以落地巴塞罗那。我在高迪的圣家堂门口呆坐，想起了萨布丽娜。这里的色彩太多了，唯独并没有那么多蓝色。我对西班牙有些意外。我发了圣家堂的照片去Instagram，很快就被萨布丽娜点了赞。她也离开了上海，似乎在日本，又似乎在西班牙。

一个月后，萨布丽娜去世了，我费劲所有的力气也没有打听到为什么。只是有时还会觉得，我并不相信她去世了。如果我曾见过那双蓝色眼睛的晃动，那我便相信它们还在看着些什么。我还没有看过西班牙海滩的蓝色泳裤，我也还没有问过她到底在日本还在西班牙。我只记得她说，离开上海，她要回西班牙上学。在我的心里，她藏在一片蓝色的森林中，那里有一所学校，入学的标准是拥有蓝色眼睛的天才青年。学期的末尾，她们统统会长出蓝色的翅膀，就像少女衬衫的薄纱一样。

上次在街上看到大熊仅仅是三天之前。在每个人中学记忆中存活过的一人尺寸大熊，在襄阳公园附近，被一台垃圾小车载走。甚至不是威风的垃圾车，只是敞篷带斗，仅容驾驶员一人的小三轮。大熊被塞在垃圾车下面的一根横栏上，与真正的垃圾隔层相望。在襄阳公园边的新乐路上，停着一辆更加大型的工业化垃圾车，看起来是小三轮的上司。小三轮驾驶员从车上卸下零碎垃圾，运往上级处汇合；又稳健地走回来，抱住大熊，和它们扔在了一起。至此，大熊才明白，这种带有栏杆的分级并不是真正的区分，他们总归会在终极垃圾处理站相遇，而当大熊还没有时间进一步联想，我看到大型垃圾车内部的装置旋转起来，齿轮的转动带起了手一样的机械，它们把一切撕成均匀的、带有各种成分的小块东西。

所以我十分确定大熊已经不在了。今天，我却又见到了大熊。在巨鹿路的垃圾站，我一眼就看到了它，庞大无依，侧身躺在垃圾站外延带有污水的地面上，好像被人一拳打倒在雨中。我不确定它们的细节是否完全如一，我只是确定前几日的那只似乎更小一些。转念一想，当时距离五十米，今天距离五米，也许这区别只是源于透视规则。大熊的旁边分散着小纸箱，这是居民为方便有需之人捡去重复利用所为。大熊应该也曾被装在大箱子运输，此刻他终于比所有箱子都大了。

我走在上海的街道，闻着自己异乡的味道，九年之后，还是清晰如旧。接上贴满了历史建筑的招牌，仔细一看甚至无本国所建之物，这让我的精神更加涣散。我的头脑很清晰，我的行动很缓慢，我的笑容很温和，就像我的敏捷的思维一样空无一物。对于这样的体感，我甚为熟悉，至此生活廿余年，希望犹在，因为没有希望不属于黑格尔历史观，我们的教科书现已摒去不提。

研究音乐的规律，研究文学的技术，研究思想的脉络，然而我望向身外，仅有随处可见的大熊。我看到他，他却怎样都无法看到我的眼睛，除非被放置在一个特定的角度，使用专业测绘仪器，尚可以实现一次历史性的人熊对望。有趣！人们说，做完这件事，我会变成一个有趣的人。

我试着在街上行走的同时静下心来去听，如果幸逢小径，却正赶上行人嘈杂，我会听到每个人的声音从小变大又变小，衔接至下一份同款频率的声波。如果我要求自己的耳朵更做一分努力，那么这些话甚至可以组成毫无意义的句子。有时，一些声音会随着我奔波，她们在我的身后聊起同事之斗，我拼凑出了多幅大抵相同的公司画像。这些被塞入我身体的声音，并未经过沟通就强行闯进，不知是否也有幕后推手。希望如此，不然这着实有些冒犯之嫌。

剪发、吃面、听音乐、听铃声、使用电子商品，不论做什么，总有东西嗡嗡地穿过我的头骨，给予我一些信号，难以破译，引人遐想。问题是，不思考这些，还能思考什么？每日的精力都甚觉过剩，当做的事已无兴致再做，值得做的事却无途径可做，长出此种面貌，真是令人发痒。

我用力地消耗自己节约下来的精力，用以一切不被允许的事情，但精力实在太多，我难以消耗一空。我对大熊大概并无兴趣，只是它可以用掉一些我的精力。它是威严之物，像是对我的警告，故而虽被绞碎，却仍然坚持出现在我所租住的街道。它身上沾满了污秽之物，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被沾满，像对我的讽喻，也像使用自贬而操纵对方的精明之人。我把垃圾脱手，让它们以旋转的方式进入最安全的内部垃圾箱，大熊看着我的脚踝，摸摸手边的箱子，它什么也没有做，就像那些最厉害的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