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前，我常喜欢跑去火车站的超市走一圈。小城没有什么夜生活，大部分的地方一到日落，就再没有人的气味，一群中世纪建筑栖息在一起，生命的味道随着余晖逐渐消散。火车站是唯一的例外。骑自行车逐渐迫近那里的过程中，生命就逐渐地扩张起来了，像是一种生育的景象。

城市里和我一样的夜行者都聚集在那里，一来有人火车通勤，二来火车站也是市内公共交通的中心，三来，火车站里面有唯一在日落之后还营业的超市。教堂的钟声将虔诚的人送回了家，他们乘着日光，在热闹的超市里买齐家居百货，而夜幕低垂时，所有顽皮的上帝子民都聚集在了火车站的超市中，好像最终的审判在每天都重复一次。

进入超市要从车站穿过，因为它在铁轨的另一边。夜晚车站的怪人和超市的略有不同，他们怪得更潇洒，更坦荡一些。每个星期的某几天，第十五站台边的长椅会坐着一位穿着恨天高的女人，她的头发剃得精光，手里拿着深色提包，穿一件轻量羽绒服。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我觉得她的打扮有点诙谐，忍不住要多看几眼。第二天，她还在，第三天，还在。第四天，她不见了。第二个星期，她又在那条长椅，一样的高跟鞋，提包和羽绒服。我常常会有点害怕，这世界会不会是神仙导演的一场戏，由于演员不够，所以常常要重复使用。每次见到她的时候我都在想，也许不仅演员时有或缺，连道具和妆发也都是条件有限。

火车站的固定人物还有几位，在门口杂耍的男人是另一个经典。他每天都会在火车站门口丢一个饼状物，那饼从他一只手中飞出，掉落在他手臂半径的任何一处，而另一只手永远可以精准无误地接纳掉落的饼，如此循环往复。那只饼一定是小城每一个人都见过的一块饼。杂耍男人的脚下有一只用于承接捐款的碗，一碗一饼，就是他所有的劳动工具。他虽是一位自由职业者，但我从没见他缺席过哪一天。只有一次，我的好朋友鹤立从英国来看我，我兴致勃勃地想跟她介绍杂耍男人，就像景点一样。但那天他却没有在那里。我不知是否这是我的一厢情愿，但他好像并不愿意我将他介绍给游客一样。似乎他在用行为告诉我，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民公仆，为小城的居民提供自己能给予的娱乐服务，没什么好介绍的，“就请让我在历史中被忘记吧！”

车站外部，有很多供人休息的长椅，日积月累，那里已经不再是游客的地盘。爱喝酒的人们聚在那里，好像每时每刻都在眩晕的状态。我常见到一对情侣常坐在其中的某个长椅上，男人拉着手风琴，声音悠扬，悦耳，总让傍晚回家的我感到一阵怅然。有一次，我低头看他的脚下，那里没有碗，他没有在卖艺，也没有在行乞。他只是坐在那里，喝酒，拉琴，和女友共通度过落日余晖洒在地面的傍晚。

我听说，如果一个人是瑞士的公民，那么即使不去工作，政府的救济金也可以让人过上很舒服的生活，只要保证定时向政府证明自己在努力寻求就业，就可以得到这样的待遇。我常在想，在火车站扔饼的男人，他愿意这样做吗？只需定期告诉公职人员，我在努力让自己成为工具！就可以拿到让人不需要扔饼的工作，他有去做吗？或者说，为什么我会认为扔饼不是一种职业呢？我的视野到底有多小呢？

也许，我也是火车站的一景吧。一个亚洲的女生，每天推着自行车走过车站，常常莫名地唱起歌来，她来这里做什么呢？为什么她不回到自己的国家呢？她心里在想什么？她是不是从没读过尼采和亚里士多德？

为什么呢？我也不清楚，但是天色渐晚，落日西垂。又到了去火车站超市的时间，今晚，我可以买到恰巧打折的火腿肉吗？

文人墨客很喜欢说我们这个时代，这个词虽然有些令人抵触，但不得不说，我们必须面对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有一些特殊性的问题，它放在宏大的历史中，又变成了与其相互融合的问题。但去观看这个时代的优势在于，我们活在这里，我们有一手的物质资料和体感资料，如果不去看它，那多少有些可惜。

但是，时代的问题如果看久了，也总是让人觉得生厌。毕竟，它没有被历史筛选过，鱼龙混杂，总让人有些昏头。但凡经过几代的时间，那些无聊的东西也就被遗忘了。毕竟，历史的无聊和当下的无聊，人们总是会选择后者，因为这种无聊还比较时尚。时尚的东西能让人产生连接，它具有很强的社会价值。我很难想象不去交流低俗乐趣的一个社会，一旦想到地狱有可能这样无聊，我甚至萌生了更多做好事的动力。

想到说这个话题是因为在学校的研究总在看历史，文学的历史，哲学的历史，历史的历史，数学的历史，科学的历史，程序的历史。历史的乐趣让人兴奋，但是总关在历史里面，人就容易愚钝，忘记了自己是一个有缺陷的人，甚至开始幻想自己日趋完美。但从书堆里抬起头来，才能意识到，那头脑里的世界建构得再坚实和优雅，它也不会让人离开这具身体。身体是我们的工具，也是我们的责任。它存在在这样的一个时空，那就理应分配一部分的时间在此时此地。

但好处在于，历史看得多了，人也就可以对自己的生活大大脱手。我们连自己是谁和从哪来的都不知道，这场生命简直就是一场玩笑。既然如此，那么做什么，做好做坏，也都各有命数。人只要跟随自己的良知去生活，到走的时候也就可以说，我已经尽力去做。

我在认识萨布丽娜的时候，还是一个没什么烦恼的人。如同每一个年少时被充分溺爱过的青年，我的脑袋里充满了对社会没有价值的灵感。我的肚皮滚滚，灵魂空空，眼睛大而迷茫，投射着一种没有内容的灵光。当我遇到萨布丽娜的时候，我没有分量的目光落在她的眼睛上，像蝴蝶翅膀的薄纱扫过少女轻薄的真丝衬衣，触发了两种物体十分轻微的震荡。

她的眼睛和我的不一样。我的眼球是黑色，而她的是一种沁人心脾的蓝，我对此十分陌生。我看着她的时候，她的眼里总是掉落出一种邀请的信号，我总觉得她要带领周围所有的人去做些什么，包括所有被她目光扫射过的范围里所有的人。但我不知道这事情到底是什么，这让我对她充满了好奇。

我们在同一所公司工作，那是一个很小的组织。每个人距离每个人都很近，所以我时常收到她冲我的方位会心的一笑，此刻我会打开公司即时通讯软件，一准会收到她发来的低俗梗图。还有很多时候，我收到的是本地最新的地下乐团的新闻。萨布丽娜是西班牙人，中文也十分差劲，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收集到如此多的乐团消息，这在我看来是十足的壮举。有时候她会把网站链接发给我，然后告诉我除了乐团名字她一个字也看不懂。一度我认为她实际上精通中文，只是表演文盲让她感到快乐。我没有深究，因为深究这些很搞笑的事情总是让人看起来有些愚钝。

我们持续地工作，就像永生的人为了消磨时间而在家门口清点泥土的数量。不过平心而论，工作的内容多少也让我们感到愉快，我们负责挖掘本地的青年亚文化并把它们写成英文文章，萨布丽娜负责为文章制作视觉内容。她常常在工作的间隙跑来冲我激动地嚎叫：甜，我爱你的文章！

我知道她就是一个容易去爱的人，所以从未真正放在心上。我问她，西班牙是什么样子的？她说，在哪里，人们睡醒就去海滩。我说，西班牙是天堂吗？她说，甜，海滩很无聊。

我不相信她，就像我不相信她不会讲中文一样。她的蓝色眼睛让我坚信西班牙的海洋全都是眼睛的颜色，包括里面的暗礁和珊瑚。那一定是一个蓝色的世界，沙滩上的人们一定穿着蓝色的比基尼和泳裤。我相信，一切不是蓝色的物体在那里都是非法之物。

有时，我和萨布丽娜会通过工作的聊天框相约出门偷闲。公司旁凡是免费的场所都有过我们曾多次进出的经历。在一些门店，有我们被赶出去的经历。我们曾在一家琴行弹奏噪音长达30分钟，萨布丽娜负责高音区，我负责低音区。这是我们被驱赶的经历之一。

2024年的早春，我去了西班牙。从瑞士去西班牙可以买到十足廉价的航班，如若只带一只登机小包，则只花费15法郎就可以落地巴塞罗那。我在高迪的圣家堂门口呆坐，想起了萨布丽娜。这里的色彩太多了，唯独并没有那么多蓝色。我对西班牙有些意外。我发了圣家堂的照片去Instagram，很快就被萨布丽娜点了赞。她也离开了上海，似乎在日本，又似乎在西班牙。

一个月后，萨布丽娜去世了，我费劲所有的力气也没有打听到为什么。只是有时还会觉得，我并不相信她去世了。如果我曾见过那双蓝色眼睛的晃动，那我便相信它们还在看着些什么。我还没有看过西班牙海滩的蓝色泳裤，我也还没有问过她到底在日本还在西班牙。我只记得她说，离开上海，她要回西班牙上学。在我的心里，她藏在一片蓝色的森林中，那里有一所学校，入学的标准是拥有蓝色眼睛的天才青年。学期的末尾，她们统统会长出蓝色的翅膀，就像少女衬衫的薄纱一样。

上次在街上看到大熊仅仅是三天之前。在每个人中学记忆中存活过的一人尺寸大熊，在襄阳公园附近，被一台垃圾小车载走。甚至不是威风的垃圾车，只是敞篷带斗，仅容驾驶员一人的小三轮。大熊被塞在垃圾车下面的一根横栏上，与真正的垃圾隔层相望。在襄阳公园边的新乐路上，停着一辆更加大型的工业化垃圾车，看起来是小三轮的上司。小三轮驾驶员从车上卸下零碎垃圾，运往上级处汇合；又稳健地走回来，抱住大熊，和它们扔在了一起。至此，大熊才明白，这种带有栏杆的分级并不是真正的区分，他们总归会在终极垃圾处理站相遇，而当大熊还没有时间进一步联想，我看到大型垃圾车内部的装置旋转起来，齿轮的转动带起了手一样的机械，它们把一切撕成均匀的、带有各种成分的小块东西。

所以我十分确定大熊已经不在了。今天，我却又见到了大熊。在巨鹿路的垃圾站，我一眼就看到了它，庞大无依，侧身躺在垃圾站外延带有污水的地面上，好像被人一拳打倒在雨中。我不确定它们的细节是否完全如一，我只是确定前几日的那只似乎更小一些。转念一想，当时距离五十米，今天距离五米，也许这区别只是源于透视规则。大熊的旁边分散着小纸箱，这是居民为方便有需之人捡去重复利用所为。大熊应该也曾被装在大箱子运输，此刻他终于比所有箱子都大了。

我走在上海的街道，闻着自己异乡的味道，九年之后，还是清晰如旧。接上贴满了历史建筑的招牌，仔细一看甚至无本国所建之物，这让我的精神更加涣散。我的头脑很清晰，我的行动很缓慢，我的笑容很温和，就像我的敏捷的思维一样空无一物。对于这样的体感，我甚为熟悉，至此生活廿余年，希望犹在，因为没有希望不属于黑格尔历史观，我们的教科书现已摒去不提。

研究音乐的规律，研究文学的技术，研究思想的脉络，然而我望向身外，仅有随处可见的大熊。我看到他，他却怎样都无法看到我的眼睛，除非被放置在一个特定的角度，使用专业测绘仪器，尚可以实现一次历史性的人熊对望。有趣！人们说，做完这件事，我会变成一个有趣的人。

我试着在街上行走的同时静下心来去听，如果幸逢小径，却正赶上行人嘈杂，我会听到每个人的声音从小变大又变小，衔接至下一份同款频率的声波。如果我要求自己的耳朵更做一分努力，那么这些话甚至可以组成毫无意义的句子。有时，一些声音会随着我奔波，她们在我的身后聊起同事之斗，我拼凑出了多幅大抵相同的公司画像。这些被塞入我身体的声音，并未经过沟通就强行闯进，不知是否也有幕后推手。希望如此，不然这着实有些冒犯之嫌。

剪发、吃面、听音乐、听铃声、使用电子商品，不论做什么，总有东西嗡嗡地穿过我的头骨，给予我一些信号，难以破译，引人遐想。问题是，不思考这些，还能思考什么？每日的精力都甚觉过剩，当做的事已无兴致再做，值得做的事却无途径可做，长出此种面貌，真是令人发痒。

我用力地消耗自己节约下来的精力，用以一切不被允许的事情，但精力实在太多，我难以消耗一空。我对大熊大概并无兴趣，只是它可以用掉一些我的精力。它是威严之物，像是对我的警告，故而虽被绞碎，却仍然坚持出现在我所租住的街道。它身上沾满了污秽之物，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被沾满，像对我的讽喻，也像使用自贬而操纵对方的精明之人。我把垃圾脱手，让它们以旋转的方式进入最安全的内部垃圾箱，大熊看着我的脚踝，摸摸手边的箱子，它什么也没有做，就像那些最厉害的人一样。